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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明确2024年经济工作重点。与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相比，此次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明年经济工作的首位，扩大内需则退居次席。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第一次被写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新闻稿。会议明确，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提出的背景是什么？有何内涵？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此，澎湃新闻记者采访多位学者进行解读。

“新质生产力”提出的背景

今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尔滨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说，“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9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而言的，在生产力的性质和质量方面都有显著的提升，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方面都呈现出更高的水平，是代表新技术、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一平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正在从资本等传统要素驱动型向知识、技术、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驱动型转变，新质生产力能够加速新型增长模式的形成。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向纵深发展，不断涌现出颠覆性技术和重大前沿科技创新，我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诸多机遇和挑战。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金融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钟辉勇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未来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需要企业坚定不移地推动科技创新，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和机制的灵活，打破传统对科技创新的约束。对我国当前来说，重点在于利用数字化技术来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提升和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发展先进制造业，提升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在“十四五”规划纲要里，专门有一章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专门有一节是“前瞻谋划未来产业”。这一章里提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提到的“未来产业”，则包括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

吴一平指出，此时，提出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需要，有助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将基础研究引领的创新驱动、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和提前布局未来产业结合起来，协同推进发展。”吴一平说。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怎么干，多位学者表示，核心还是人才。

吴一平指出，从政策视角来看，侧重于培养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人才队伍，包括顶尖科学家、工程师和蓝领工人，形成“金字塔”型的梯次人才结构。

“与此同时，加强适应各类人才发展所需要的科研平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能够干成事。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不断形成和发展壮大，一大批新产品、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为我国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吴一平说。

复旦大学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范剑勇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过去40多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在本质上可能不全是依靠科技创新与核心技术的攻关，而是靠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细化、中国人口红利及其带来的低生产成本。其中的逻辑是，厂商之间或上下游产业链的分工合作在人口红利的低成本基础上叠加了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体现出经济学意义上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中国制造业产品相较于国外同类商品，在保证相同质量前提下，其价格更低，竞争力更强。在这一竞争优势面前，不管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其制造业厂商纷纷退出市场。因此，在世界市场上，只要是全球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制造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从这一意义上讲，在中端甚至是中高端的制造业生产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但是，在高科技尖端科技领域，上述方法已经行不通了，我们需要闯出一条新路来。”范剑勇说，很多的关键技术，经过梳理后会发现，基本都是通过合作引用获得外来的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提高，这与当年日本制造业快速发展的路径几乎是一样的。

“上述技术方法的获取，固然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快速应用到制造业的规模化生产上，且技术一旦达到国外同一水平，凭借我国在生产上的规模经济优势，在最终产品的价格上将体现出强大的竞争优势。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何在已有的技术水平上实现进一步的自我突破、自我提高，以彻底实现技术水平领先于世界，真正地解决卡脖子技术难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之一。”

范剑勇认为，解决办法的核心还是人才，可以参考当年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经验，提高我国劳动力队伍的素质。

“卡脖子的技术，本身可能是由类似天才的人物创造出来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单单依靠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在短时期内不一定能够取得显著的、预期内的效果。在国外的华裔科技人才数量众多，可以成为我们发展高科技产业、解决卡脖子难题的重要选项之一。具体方法可以多方探讨，例如为这类人才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各类困难，或者对这类人才的个人所得税进行优惠，甚至创立专门针对海外人才居住、创业的特殊生活园区等，以达到聚全球人才、汇全球智力之目的。”

就地方政府而言，范剑勇认为，应积极追踪科技前沿项目进展，保持与前沿科技人才的学术联络、感情联络等。“术业有专攻，作为地方政府来讲，应该针对某一前沿领域进行持续的招商引资，如苏州工业园区经过10多年的持续‘孜孜以求’，如今的先进生物制药产业已处于国内前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