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脑略读文本，我们并没有时间领会复杂性，也无法理解他人的感受并感知文字之美。 数字时代召唤着一种新阅读。

下次乘飞机时，留心看一下周围，你会发现——iPad 成为了婴孩的新型安抚奶嘴；刚上学的孩子们在智能手机上读故事，而高年级学生干脆不阅读，弯腰曲背沉浸在游戏世界；家长们和一些其他乘客在Kindle上阅读，或者飞快地“刷”着一长串电邮和新闻推送。

而绝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个场景中的人们都置身于一场 无形的大革命： 那些使得大脑能够阅读的神经元回路，正以不易察觉的方式快速改变；从还不会阅读的幼儿到成人中的学术专家，都被卷入其中。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类在6000多年前获得了读写能力，大脑也相应地形成了一条新回路。这条回路由一种解码基础信息的简单机制演化而来；从数羊群里的羊开始，我们逐渐发展出极为复杂的阅读能力。

我的研究致力于解读当下 阅读的大脑，力图描绘它 如何促成我们一些最重要的智力与情感过程的发展：知识内化、类比推理和逻辑推论；换位思考和共情；批判性分析以及洞见的生成。

如今，世界各地许多前沿研究都警示着我们： 当我们转向以数字产品为基础的阅读模式时，这些重要的“深阅读”能力尽数岌岌可危。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纸质书与电子书对立的问题，也不是“科技是把双刃剑”的陈词滥调。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雪莉·图尔克（Sherry Turkle）所言，让我们的社会集体犯错的不是革新本身，而是革新时被我们忽视的那些被破坏、被削弱的东西。

在这个印刷文化与数字文化相互角力的紧要时刻，社会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哪些专门用于阅读的大脑回路的正逐渐萎缩，我们的儿童和高年级学生未能发展哪些能力，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应对。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阅读与视觉或语言不同， 阅读回路不是先天的基因蓝图赐予人类的，它需要在环境中发展。

不仅如此，它会适应环境的要求， 不同的书写系统或媒介特性都会塑造各异的阅读回路。如果主流媒介（就像如今的电子媒介）鼓励以快速、多任务处理为导向，并能适应大量信息的阅读过程，我们的阅读回路也会朝这个方向靠拢。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帕崔沙·格林菲尔德（Patricia Greenfield）就曾写到， 这导致越来越少的时间和注意力被分配到相对慢速、耗时的深度阅读过程；这些过程包括逻辑推论、批判性分析和共情等。而所有这些能力都对任何年龄段的学习至关重要。

越来越多的教育界调查报告和心理学、人类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英语文学学者及教师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说，许多大学生想尽办法避免阅读19、20世纪的经典文学，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耐心对付篇幅长、密度大、内容艰深的文本。

然而，比起这些学生的“ 认知急躁”，这一现象之下的深层问题更值得我们担忧： 许多学生的批判性分析水平，似乎已经无力应对高难度文本所蕴含的思想与论证的复杂性。无论是学校的文学或科学阅读材料，还是遗嘱、合同以及公投时那些故意写得晦涩难懂的问卷，他们或许都难以理解。

多项研究显示，使用电子屏幕可能已经对高中高年级及大学学生的阅读理解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下游效应。

挪威斯塔万格的心理学家安妮·曼根（Anne Mangen）及同僚进行了一项研究，考察不同媒介对高中学生理解同一份材料有何影响。曼根的团队让被试阅读短篇小说《珍妮，我的爱》（Jenny, Mon Amour）——这是个性感撩人的爱情故事，学生们一般都喜欢这种情节——然后要求他们回答一些相关问题； 一半被试学生在Kindle上阅读，而另一半读平装纸质书。

结果是， 读印刷品的学生比在屏幕上阅读的理解得更好，而且在罗列细节以及按时间顺序重述情节的任务上，他们表现尤为突出。

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刘艾明（音译）的一系列研究显示， 阅读的“新常态”是略读，其特征是单词定位和速览文本。如今许多人按照“F”或“Z”字形的轨迹阅读，他们先抽取每一段的第一句话，再据此寻找余下文本中的关键词。

当大脑这样略读时，就会削减分配给深度阅读过程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无暇领会复杂的含义，无暇理解他人的感受，无暇感受美，更无暇在阅读中创造自己的新思想。

—Davide Bonazzi

卡琳·利陶（Karin Littau）和安德鲁·佩柏（Andrew Piper）则注意到了阅读的另一个维度：物质性。利陶、佩柏与曼根强调，对印刷品的触感给信息增添了重要的冗余——这样的冗余赋予了单词“几何结构”，也赋予了文本一种空间上的“在性”（thereness）。

佩柏指出， 人类需要一种对自身所处时间与空间的知识，才能够回到某些事物，并通过重新审视有所收获——他称之为“复现的技术”。复现对年轻或年长的读者都很重要，因为这牵涉到回到文本某处检查并自我评估理解程度的能力。接下的问题是，当那些因空间在性的匮乏而难以“回视”的青少年略读时，他们对文字的理解又如何呢？

美国媒体研究者丽萨·戈恩西（Lisa Guernsey）、美国大学语言学家娜奥米·巴伦（Naomi Baron）以及海法大学认知科学家塔米·卡兹（Tami Katzir）考察了不同信息媒介对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群）的影响。卡兹研究发现， 屏幕阅读的负面作用在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身上就已有所体现，而且不局限于理解能力，他们共情的形成也受到影响。

我们的电子文化可能无意间对批判性分析、共情以及其他一些深度阅读过程带来了“连带伤害”——但问题远非选择印刷品还是电子屏幕那么简单。

关键在于， 我们通过任何媒介的阅读作为整体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如何影响了我们阅读的方式，甚至如何重塑了我们阅读的目的。

这更不只是关乎年轻人的问题。批判性分析与共情的逐渐萎缩影响了每个人。我们在信息的海洋中长时间遨游的能力都不如从前。这也迫使我们回退到熟悉的未经检视的信息仓库，回退到无需分析也未曾被分析的地带，结果是—— 我们在虚假信息和煽动性言论面前毫无防备。

神经科学有一条金科玉律不会因时间而改变，那就是“要么用它，要么失去”。这条准则为阅读的大脑的批判性思考带来了希望，因为它暗示着选择尚存。

我们需要培养一种新型的大脑： 它拥有“双重阅读”能力，无论通过电子媒介还是传统媒介，它都能够理解最深邃的思想。

这样的大脑能承担很多重任：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中的公民能否换位思考、去伪存真；我们的子女和孙辈会否具有欣赏并创造美的能力；还有，我们能否从眼下的信息狂流中解脱出来，找到维持社会良好运转所必需的知识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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