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兰，一个听上去非常诗情画意，让人心生柔软的名字。但在文人墨客的笔下，“楼兰”并不那么美好，总是充斥着仇恨和战争。

可以肯定地说，大多数人接触“楼兰”这个名字，基本上源于诗词，因为“楼兰”经常出现在诗词里，尤其是唐诗中。比如诗仙李白写“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诗圣杜甫写“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可最让人热血沸腾的，一定是王昌龄那首荡气回肠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不仅是唐朝，从宋朝到明朝，文人们一样也一直在“斩”楼兰。如宋朝文豪辛弃疾写“且挂空斋作琴伴，未须携去斩楼兰”；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徐祯卿写“天子绒衣遥按剑，将军直为斩楼兰”……

几百年下来，楼兰不是被“破”，就是被“斩”，或者被“刺”……俨然成为热血男儿建功立业的标志性“斩杀”对象。可谁想过，“楼兰”到底在什么地方？它到底做错了什么？竟引得诗人们如此仇恨，非得要“斩杀”不可。

众所周知，“楼兰”并不是一个传说，是真实存在过的国家。在有文字可考的典籍里，“楼兰”之名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冒顿单于在给汉文帝的信中提及楼兰：“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可见，当时的楼兰从属于匈奴。

汉昭帝时，中郎傅介子曾对大将军霍光说：楼兰与龟兹等小国，对汉朝的态度时好时坏，反复无常，应该诛灭。

霍光答：“龟兹道远，且验之于楼兰。”

龟兹与楼兰有多远呢？《汉书·西域传上》记载：“去阳关千六百里，去长安六千一百里。”虽然楼兰太过偏远，但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汉朝若想要通往西域，非打通楼兰不可。于是在汉元凤四年（前77年），汉大将军霍光派平乐监傅介子刺其王——也就是傅介子只身智取楼兰王的故事。

使命达成后，傅介子将“楼兰”更名为“鄯善”。之后，汉朝军队屯军于此，并设西域都护管辖西域，成为汉朝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机构。

汉代的“楼兰”，存在时间不足百年就更名为“鄯善”，但汉代以后，“楼兰”这个名字史不绝书。

魏晋时期，中原政权非常重视与楼兰的关系，在楼兰设置西域长史，进行屯田，统辖西域。当时来往于东西方的客商等，大多都要经过楼兰，因此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达到一个高峰。

前秦灭前凉后，西域长史机构撤离了楼兰城，在这里的屯田士卒也相继撤离。楼兰逐渐荒凉。

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高僧法显西行。法显在《佛国记》里记载：“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不难看出，此时的楼兰城，已被彻底废弃。

关于楼兰废弃的原因，历来有很多说法：有的说是因为气候变干；有的说是因为河流改道或分流；有的说是因为用水不当，导致土地盐碱化；有的说是因为丝绸之路改道；还有的说是因为异族入侵、疾病流行……

总之，楼兰自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年）始，以唐贞观四年（630年）终，存续了800多年。

由此不难看出，在唐朝初期，“楼兰”其实已经不存在了。可不存在的“楼兰”是如何和之后的诗人们结上梁子的呢？

这就不得不说说诗歌的发展。作为广泛的传播媒介，诗歌用典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这一点，在唐诗中尤为明显。不计其数的唐诗中，所运用的典故几乎是囊括了唐朝之前的所有时期，而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借用汉朝的典故。

尤其不少仕途不顺的文人，便把目光从朝堂转至战场，于是汉朝投笔从戎的班超就成了他们心中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如韦应物的“一朝愿投笔”，又如许浑的“蓬莱每望平安火，应奏班超定远功”，就是诗人借“班超投笔从戎”来抒发自己积极进取的心情。

在这种背景下，边塞诗就成了运用汉朝典故的典型代表，比如王维的“汉家天将才且雄”，窦威的“匈奴屡不平，汉将欲纵横”，虞世南的“冀马楼兰将，燕犀上谷兵”等边塞诗，其中的“汉朝情结”十分明显，大多是运用李广、卫青、霍去病等汉朝名人事迹，借此来表达对唐朝的赞美之情，以及自己的报效之心。

可以肯定的是，诗人们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汉朝情结”是热烈的，积极的，昂扬的，让人读起来十分酣畅淋漓，颇有睥睨天下的气势，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其实“楼兰”本无辜，诗人们对它的一再“斩、砍、破、刺……”，不过是用来彰显当时王朝的盛大，以及个人想要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罢了。

文/马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