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到侵华日军的手里，当他们进入南京城后，便兽性大发，竟然对城内已经放下武器的战俘和手无寸铁的百姓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史称“南京大屠杀”。

在战争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确认，在日军占领后最初的前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日军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

然而，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在中国南京召开的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的死刑判决书中记述：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2日至同月21日，亦即在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关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庭等十九万余人。

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侵华日军在南京城残酷屠杀中国军民之外，还大肆污辱中国妇女，将她们奸污之后，甚至还残酷地将她们杀害。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在南京大屠杀中，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三十多万人，强奸女性事件多达两万多起。

除此之外，日军还对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间，日军在“扫荡”太行、太岳根据地时，下达作战命令：“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水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1941年7月10日，冈村宁次接替被撤职的多田骏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便开始强化实施“三光”政策。

一个月后，冈村宁次集中五万余人的兵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和平西区进行“扫荡”，为时长达两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残杀4500余人、奸淫妇女近1000人、烧毁房屋15万余间、掠夺和烧毁粮食5800万斤、抢走牲畜1万余头。

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对中国人民的肆意残害，制造了成千上万次的惨案。

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手段极尽残酷，就连一些身临其境的日军士兵也会感到触目惊心。

其中一位日军士兵在执行“三光”政策的行动中，他看到村落里所有的人都被杀死，还有一个小孩被扔进了大火中，他不禁潸然落泪。但是他一想到这是敌国的孩子，长大了可不得了，于是就狠下心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灌输下，日军士兵很快就丢掉了人性中的最后一丝天良，彻底变成了一个杀人机器。他们甚至还想方设法地变换花样去虐杀生命，成为彼此之间相互炫耀的“赫赫武功”。

对于惩罚战俘方面，日军发明了共八个大类的170余种杀人方式，如今的我们仅仅是看到这些名称，就已经感觉到不寒而栗。例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

为了执行“三光”政策中的“抢光”政策，日军夜以继日妄图“抢光”中国境内的所有矿物和水产机械等资源。

山西境内有当时中国最大的大同煤矿，日本从这里掠取了1400万吨的优质煤炭，因此有大量的劳工被抓到这里帮他们挖煤，而这些劳工们的最终命运却是：万人坑。

根据战后粗略的统计，大同煤矿各个地方的万人坑内共有矿工尸骸15.5万具。然而，日军制造的“万人坑”绝不仅仅是大同煤矿这一个地方。从全国范围来看，已经被人们发现的“万人坑”就有80多处，死难同胞累计超过了70多万人。

除了强行抓捕并残害中国劳工外，更惨无人道是，日军拿中国军民活人做细菌战的试验品。

日军细菌战的始作俑者石井四郎，并在东北组建起了以他为首的731部队，秘密从事活体解剖、细菌培植、活体实验等。

在当时的中国抗日战场，日军不仅仅只有东北一个从事细菌战的731部队，在北平有一个1855部队，南京有一个1644部队，广州还有一个8604部队。

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从事活体试验，令人骇人听闻。例如，在无麻醉状态下的活体解剖实验、极度严寒下的活体冻伤实验、以马血注入人体的人畜换血实验、让怀孕的妇女感染病菌，待胎儿成形后进行活体解剖测试、人畜杂交及活人四肢互换测试。

日军731部队的驻地俨然成为了一座人间地狱，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中国军民被以“特别移送”的名义，投进这个魔窟。

所谓“特别移送”，说白了就是向731部队提供人体活体实验材料的一个幌子，日本关东宪兵队等军警机关不经过法庭审判，就私自将“反满”和抗日的人士送到这里来，让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等做完试验后，若是侥幸没有死亡，就会接着做下一个试验。

1941年4月，石井四郎派出了6架飞机，在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投放了400千克鼠疫病菌，致使35万人感染，15.6万人遇难。

1942年5月，日军细菌部队在云南保山和昆明这次实施霍乱战争，致使21万余人死亡。

1943年8月至9月，日军掘开鲁西卫河河堤，利用河水投放霍乱病毒，致使20万人因此丧命。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死于鼠疫、炭疽、伤寒、霍乱等细菌武器的中国军民，总人数达到了120余万。

除此之外，日军实行的慰安妇制度，完全上升到了一种国家行为，甚至国家拨出资金支持日军抓捕慰安妇，为此还专门设立了《国家总动员法》。

由此可见，日军在推行慰安妇制度上，当时可以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伪满洲国和一些华中占领区，以及一些东南亚占领区，都在积极地推行这种制度。

日军的残酷暴行还远远不止这些，他们对中国搞无差别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尤其是对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的大轰炸。

1939年5月3日，26架日机从武汉起飞轰炸重庆，炸死炸伤居民近千人。第二天，27架日机再度空袭重庆，造成市区的27条道路中的17条被炸成了废墟，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日军在空袭中投放了大量的燃烧弹，由此而引发的大火直到5月7日才完全熄灭，使整个重庆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化为灰烬，居民死亡两千左右，伤三千三百余人。

在这次轰炸中，甚至连驻重庆的英国、法国等大使馆也没有能够幸免于难，各自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员伤亡。

1941年，在日军针对重庆的第三次战略轰炸中，专门制定了轮番轰炸、月光轰炸、疲劳轰炸。接连不断的轰炸整整持续了50天之久，导致重庆居民住宅、街道、商店、文教设施、驻华使领馆等尽数被毁，场面惨不忍睹。

其中，最为惨烈的应当是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又称“较场口大隧道惨案”。

较场囗隧道是当时重庆的一个比较大的市民防空隧道，一旦防空警报拉响，为了便于老百姓进去躲避日军的飞机轰炸，所以大门是朝里面打开的。

6月5日这一天，由于日军飞机轰炸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将近两个多小时，躲在洞内人群又比较拥挤，致使里面的空气十分稀薄。

随着时间的推移，防空洞里的空气渐渐稀薄，人们开始感觉到呼吸困难。为了能够呼吸到新鲜空气，人们争相朝着洞口跑去，拥挤无序，就把洞口给堵得死死的，大门无法打开，造成2000多人被闷死在隧道内。

根据经历过当时情况的人们回忆，在惨案中死亡的人眼睛鼓起，嘴巴张着，你抓着我，我抓着你，扯都扯不开，无法呼吸到空气的狰狞面孔，让他们始终都难以忘记。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3年之间，侵入重庆上空进行轰炸的日军飞机共达九千多架次，投弹两万余枚，其中大多数是燃烧弹，主要轰炸的目标都是居民区、繁华的商业区、学校、医院等非军事目标。

此外，云南、贵州和西南诸省也频繁遭到日军飞机的空袭，从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因日军空袭而死亡的人数为335934人，受伤者为426249人。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的残酷暴行不仅仅局限于作为主战场的中国，在朝鲜、韩国、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均有所涉。大量的盟军战俘和平民被残忍杀害，财富被劫掠，妇女被奸淫，这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1941年12月22日，日军在吕宋岛西岸的林加延湾登陆，对美国和菲律宾联军发动了猛烈攻击。

在长达四个月的激战后，7.8万名美菲联军在缺乏补给、没有后援的情形下，被迫向日军缴械投降，随后被一千多名日军士兵押赴至邻近的战俘营。

在仅仅三天，不足一百公里的押赴过程中，本已饥寒交困的美菲联军又遭遇了日军的虐待和大规模屠杀，导致大量盟军战俘不幸惨死，其中遭到枪杀者就高达了1.5万人之多，被称为“巴丹死亡行军”。

其后，行军中幸存下来的其中1500多人几经转折，被日军押送至中国东北的奉天战俘营，在这里继续遭受着寒冷饥饿和非人般的虐待，甚至成为了731部队的人体细菌试验品。

根据史料中的记载，这些人群中有230余人死于日军的细菌试验。

日军的残酷暴行，其本质是一种野蛮的反人类行为，不仅危害到了中国人民的安全，而且构成对全世界人类文明的极大挑战。

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给中国和亚洲邻国，以及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正义的人带来了沉重灾难。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我们更加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严防历史的悲剧再次重演。